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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是和朋友討論關於「指導」研究時，我的一些分享，轉貼過來）
我唸東海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時，老闆是屬於緊迫盯人型的，每個禮拜都要看到進一步的想法和進度，不過，因為我當時用到的某個工具，對他是陌生的，所以有一段期間，我也很難調適「為什麼都是我自己摸索，而不是老闆指導我？」的窘境。不過，我後來是越來越享受這個和老闆「平起平坐」的對話式指導過程，因為這逼得我必須搞懂裡頭的來龍去脈，而且也讓自己能經得起任何疑問或質詢。
來到信神，寫過一篇道碩畢業研究報告，以及目前即將完工的神碩畢業論文修訂稿。這兩篇論文都是同一個老闆所指導的，不過，這個指導過程就迥異於上面的經驗。因為這兩篇論文從頭到尾，我都沒啥機會和老闆討論。道碩畢業研究報告之所以沒機會討論，主要是老闆當時是每週宜蘭-新竹之間通勤，而且他也有蠻重的教學份量和其他畢業生，所以我前後只跟他提過兩次關於論文的事，而且每次對話時間不超過2分鐘。不過，大概是我很熟悉他的風格和要求標準，所以論文初稿並沒有被改得很慘。
至於目前進行中的論文就更絕了，因為當去年七月開始準備進入論文研究與寫作之時，老闆全家就搬回德國了（我老闆是德國宣教士）。然後我只能偶爾寫個E-mail跟他報告一下我的進度，然後去年11月他回台灣上密集課程的那六個禮拜，有約了三次（每次一小時）有關研究的面談，然後我的研究計畫和論文初稿都是E-mail給他，然後等他回信告訴我那邊需要修改。所以這個論文指導的經驗也十分特別。
經過這些「指導經驗」，我體會一件事，就是自己得多用點力，特別是對於研究方向的正確性判斷與可行性評估。這兩個部分如果能在土法煉鋼的過程中培育起來的話，其實對於「指導」的期待是可以更不一樣的。:)
我唸東海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時，老闆是屬於緊迫盯人型的，每個禮拜都要看到進一步的想法和進度，不過，因為我當時用到的某個工具，對他是陌生的，所以有一段期間，我也很難調適「為什麼都是我自己摸索，而不是老闆指導我？」的窘境。不過，我後來是越來越享受這個和老闆「平起平坐」的對話式指導過程，因為這逼得我必須搞懂裡頭的來龍去脈，而且也讓自己能經得起任何疑問或質詢。
來到信神，寫過一篇道碩畢業研究報告，以及目前即將完工的神碩畢業論文修訂稿。這兩篇論文都是同一個老闆所指導的，不過，這個指導過程就迥異於上面的經驗。因為這兩篇論文從頭到尾，我都沒啥機會和老闆討論。道碩畢業研究報告之所以沒機會討論，主要是老闆當時是每週宜蘭-新竹之間通勤，而且他也有蠻重的教學份量和其他畢業生，所以我前後只跟他提過兩次關於論文的事，而且每次對話時間不超過2分鐘。不過，大概是我很熟悉他的風格和要求標準，所以論文初稿並沒有被改得很慘。
至於目前進行中的論文就更絕了，因為當去年七月開始準備進入論文研究與寫作之時，老闆全家就搬回德國了（我老闆是德國宣教士）。然後我只能偶爾寫個E-mail跟他報告一下我的進度，然後去年11月他回台灣上密集課程的那六個禮拜，有約了三次（每次一小時）有關研究的面談，然後我的研究計畫和論文初稿都是E-mail給他，然後等他回信告訴我那邊需要修改。所以這個論文指導的經驗也十分特別。
經過這些「指導經驗」，我體會一件事，就是自己得多用點力，特別是對於研究方向的正確性判斷與可行性評估。這兩個部分如果能在土法煉鋼的過程中培育起來的話，其實對於「指導」的期待是可以更不一樣的。: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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