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 Be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

走過在動盪中推進改革運動的1522年，距今五百年前的1523年，路德所帶領的改革運動也有新的進展：對內是在威登堡開始禮儀改革，對外則是更新對教牧職分的理解。

雖然路德在1522年三月返回威登堡，平息迦勒斯大推行激進改革（特別是關於聖禮實施與禮儀方面）所引發之動盪，但並不表示路德忽視聖禮實施與禮儀的改革需要。事實上，在1522年六月19日，他就批評基督聖體節(Corpus Christi festival)的遊行，但並未加以阻止。直到1523年元月，他認為這是適合開始自由地在崇拜中施發餅杯的時刻，因為會眾已經獲得合宜的教導，也能接受新的作法。隨後不久，路德則應萊斯尼希(Leisnig)會眾的請求，寫下〈關於公眾崇拜程序〉Concerning the Order of Public Worship)短篇。當中除了批評當時彌撒實施的弊病外，他也提供週間每日晨間及午後崇拜的作法，特別是宣讀新舊約經課、講道、祈禱和唱誦詩篇。到了二月下旬，路德仍在考量威登堡的週間崇拜進行，但受限於勝任講道的人不足。依據在預苦期教導聖餐禮的慣例，路德在三月15日提及於聖餐中領受聖體及聖血。雖然經過一年的教導，會眾普遍明白且預備開始實施，但路德仍預備要尊重軟弱者。

距今五百年前的1522年，可說是威登堡改革運動進入新階段的開始。不過，這個新階段卻是由威登堡的動盪不安揭開序幕。

1521年五月，當路德於瓦特堡匿藏之際，同時也發生多起神父結婚之事，包括三位路德的學生在內。他們根據《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》中對神職必須獨身之批判，而採取此行動。這不僅引起其他神職人員仿效，更是衝撞當時教會體制。路德得知此事，一開始頗為擔心。事實上，美茵茲大主教亞爾布雷希特(Archbishop Albrecht of Mainz)和喬治公爵已經分別傳喚其中二人。與此同時，路德的同僚迦勒斯大(Andres Karlstadt)和墨蘭頓，則是為此著手辯護。八月初，路德也加入討論，雖然他對整個狀況尚無明確意見，但他認為威登堡陣營的論述內容並不合適，尤其是迦勒斯大的釋經證據過於薄弱。九月初，路德本於福音之自由的概念，提出兩份論綱。雖然論綱的內容足以為神職者之婚姻辯護，但其中也表露他對迦勒斯大論述的不同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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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較於路德張貼《九十五條論綱》的一五一七年，或是他在皇帝查理五世(CharlesV)及教廷代表面前，堅定聲稱：「這是我的立場，我不得不如此。願上帝幫助我，阿們。(Hier stehe ich. Ich kann nicht anders. Gott helfe mir. Amen.)」的一五二一年，距今正好五百年的一五二０年，並未獲得基督新教關愛的眼神。事實上，一五二０年在早期改革運動中可說是至為關鍵的一年。一方面，當時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，造成路德及其同僚與教廷間的裂痕愈形擴大，令改革運動已無回頭之可能。另一方面，路德在一五二０年所發表的多篇著作，不僅為改革運動提供整全的面貌，並且其中的論點與主張也為不同改革陣營所接納，並為後世基督新教所繼承。適逢五百週年，值得認識這被遺忘的一五二０年。

一五二０年最為關鍵的事件，莫過於教宗利奧十世(Leo X)於六月十五日頒佈名為《主起來吧》(Exsurge Domine) 諭令。在此諭令中，教宗譴責路德在不同著作中所提出之命題「是屬於異端，或是誹謗性，或是虛假的，或冒犯虔敬信徒的耳朵，或對思想單純的人來說是帶危險性的，又或對大公真理具顛覆性的」[1]，並要求路德必須於六十日內撤回其主張，否則將遭受絕罰(excommunication)。此諭令於三個月後送達路德手中，造成他情緒波動。同時教廷也派遣厄克和亞良德(Eck and Aleander)於德意志地區發行諭令，雖遭受各地區拖延或抵制，但仍舊完成公開發行，並在魯汶、科隆、萊比錫等地公開焚燒路德著作。十二月十日，亦即諭令送達威登堡滿六十日，威登堡大學神學系多位教授，以公開焚燒經院神學著作及教廷法典方式回應，而路德則公開焚燬教宗諭令，表明自己絕不撤回主張。六天之後，路德也發表《為何焚燒教宗及其門徒的書籍》[2]予以回敬。翌年元月三日，教宗發佈《羅馬宗座應該》詔書(Decet Romanum Pontificem)宣告對路德施以絕罰，至此改革陣營與教廷之間正式決裂。

四年前參與改革運動五百週年紀念活動籌備會議時，會議主席（也是當時的院長）俞繼斌牧師提到為了紀念改革五百週年，學院應該舉辦神學專題講座，藉此向台灣眾教會分享改革運動的精神與今日的意義，他也請參與籌備的老師同工提供意見。當時我不假思索地就立刻建議邀請溫格爾博士擔任講座講員，獲得接納並展開邀約。不過，我為何會建議溫格爾博士，這位在華人教會界（可能也包括神學院）少為人知的信義宗學者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