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 Be a Theologian of the Cross

距今五百年前的1522年，可說是威登堡改革運動進入新階段的開始。不過，這個新階段卻是由威登堡的動盪不安揭開序幕。

1521年五月，當路德於瓦特堡匿藏之際，同時也發生多起神父結婚之事，包括三位路德的學生在內。他們根據《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》中對神職必須獨身之批判，而採取此行動。這不僅引起其他神職人員仿效，更是衝撞當時教會體制。路德得知此事，一開始頗為擔心。事實上，美茵茲大主教亞爾布雷希特(Archbishop Albrecht of Mainz)和喬治公爵已經分別傳喚其中二人。與此同時，路德的同僚迦勒斯大(Andres Karlstadt)和墨蘭頓，則是為此著手辯護。八月初，路德也加入討論，雖然他對整個狀況尚無明確意見，但他認為威登堡陣營的論述內容並不合適，尤其是迦勒斯大的釋經證據過於薄弱。九月初，路德本於福音之自由的概念，提出兩份論綱。雖然論綱的內容足以為神職者之婚姻辯護，但其中也表露他對迦勒斯大論述的不同意。

十一月初，奧古斯丁修會修士慈威林(Gabriel Zwilling)嚴詞批判修道主義，並鼓動其他修士離開修院，造成十三人離去。十二月初，發生群眾騷擾教堂，驅趕正在舉行彌撒的神父，並向市議會請願，要求在彌撒中將聖血施予信徒。在此之前，迦勒斯大已公開主張，在彌撒中同時領受聖體與聖血，才是真信徒，只領聖體不領聖血則是得罪上帝。雖然路德早已表明反對信徒只領受聖體的作法，但並未貿然聲稱此方式是罪。十二月22日，迦勒斯大宣布將於元旦以新方式實施彌撒。選侯警告迦勒斯大不可輕舉妄動，但他不顧警告，提前於聖誕日付諸行動。舉行聖誕彌撒時，他刻意不著聖袍，改以德語主持禮儀，並向會眾施發聖體聖血。聖誕節次日，他也宣布與一位家道中落的貴族女子安娜訂婚，並將於翌年元月19日舉行婚禮。

同時，三名來自茲維考(Zwickau)的「先知」造訪威登堡。他們宣稱有直接的聖靈感動，不需聖經，反對嬰兒洗禮，預言土耳其即將入侵，末日將臨。造成威登堡人心不安。接著迦勒斯大將矛頭指向教會中的聖像，認為使用聖像公然違背第一誡，主張教堂圖像應當清除。而市議會接受其意見，不僅同意改變彌撒舉行方式，並下令禁止使用聖像。元月11日，慈威林率眾將修院聖壇推倒，搗毀圖像。甚至有人想推翻整個社會秩序，殺害所有神職人員。雖然市議會引入改革方案，但多數市民仍持續暴動，整個威登堡陷入失序。而反對改革運動的喬治公爵則藉機假手紐倫堡攝政會，要求選侯出面鎮壓威登堡的混亂。但選侯無法制止，而墨蘭頓及其他人也對此束手無策。

值此內憂外患之際，市議會和大學當局決定求助路德。事實上，路德曾於十二月初潛返威登堡數日，並寫下《勸告基督徒勿從事叛亂書》，寄給斯巴拉丁。但如今事態嚴重，非文字所能改變，因此路德不顧選侯反對，冒性命危險，於三月1日離開瓦特堡，五天後抵達威登堡。途中他致函選侯，表達並不害怕，因為知道自己是處於「比選侯更安穩的保護之下」[1]。

返回威登堡後，自三月9日「求告主日」(Invocavit Sunday)[2]開始，他連續八日於城堡教堂宣講，試圖藉此恢復社會和平與秩序。在這八篇講道詞中，路德重申《勸告基督徒勿從事叛亂書》中的原則，闡明基督徒的生活是以信及愛為中心，充分表述福音的自由。他提醒眾人，凡與改革有關之事宜，應當分辨必須及非關必須之事(adiaphora)。在必須之事上，基督徒也不能使用暴力強迫他人，而是要倚靠聖道，以愛心及耐心對待信心軟弱者。這連續八日的宣講，使威登堡市民深受感動，接受勸告，而慈威林和迦勒斯大也承認自己的錯誤，同意不再進行激進的改革措施。

在威登堡恢復秩序後，路德旋即展開往外推動改革運動理念。四月中，他收到阿爾騰堡(Altenburg)市議會請求，希望他親自前往化解市民對於福音宣講的疑慮。而類似的邀請也來自博爾納(Borna)。因此，路德安排系列的宣講行程，前往博爾納、阿爾騰堡、茲維考和托爾高等地。在這系列宣講中，他著重福音信仰的基礎內涵，特別是藉信稱義的教導。此外，也論及婚姻、嬰兒洗禮、聖像的使用等。在此之後，路德仍持續收到其他城市的邀請而前往宣講，而這也令他更加重視各地教會需要能以福音信仰宣講及牧養之牧者。

除了在薩克森地區的事工之外，路德也展開與其他地區改革運動的互動，包括六、七月分別聯繫波希米亞的雙式派(Utraquist)[3]及波希米亞弟兄會(Bohemian Brethren)[4]；七月底，波蘭國王秘書迪茲(Jost Ludwig Dietz)造訪時，他藉機分享改革運動的成果；八月里加(Riga)的市政官員羅穆勒(John Lohmüller)與路德聯繫，介紹在利沃尼亞(Livonia)的改革運動支持者，特別是受到墨蘭頓著作影響的講道者諾普肯(Andreas Knopken)，並期望路德提供對此地區的協助；十二月路德也提及布來梅(Bremen)、漢堡和弗里西亞(Frisia)等地對上帝話語的需要。這也表明改革運動不限於薩克森境內，也逐漸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產生影響。

與此同時，路德仍不忘持續針砭教會當時的弊病，並回應來自舊有信仰者的批判。1521年十一月，路德針對美因茲大主教府邸的敗德傳聞，寫成《反對哈勒的偶像》(Against the Idol at Halle)予以批判。但被選侯禁止出版，理由是內容可能引起公眾不安。路德對此感到憤怒，甚至對施巴拉丁說：「你的意見認為不要引起公眾的騷動是一件非常的好事，但你能容許上帝永恆的平安，受到這邪惡而褻瀆上帝的當滅之子的行動所攪擾嗎？當然不能啊，施巴拉丁！當然不能啊，選侯！」[5]經過一番波折，《反對哈勒的偶像》仍舊未能出版，但後來亞爾布雷希特在回覆路德的信函中，謙卑地傳達善意：「為基督的緣故，我非常樂意對你顯出恩惠和善意的行為來，我也樂意接受弟兄間和基督徒的懲罰。」[6] 這也使得路德的憤怒稍有平息。但他並未完全滿意，仍舊關注教會弊病改革之需，因此他基於未出版之原稿，於七月發表《反對教宗與主教偽稱的屬靈身份》一文，嚴詞抨擊當時教會掌權者悖離福音、扭曲聖召，並利用個人身份掩蓋罪惡。在平息威登堡的混亂之後，路德也著手進行一份討論人為傳統的小冊，為提供給匿藏於瓦特堡時所結識的接待者貝勒普施(Hans von Berlepsch)使用。但由於諸事纏身，直到五月底，才以《避免人為教義》(Avoiding the Doctrines of Men)為題出版。路德在當中指出人為教義之效力僅限於外在事務，但凡關乎生命之基本決定，基督徒唯獨倚靠上帝的話語。同年八月，路德則以《回應在人為教義之答辯中引用之文字》(A Reply to the Texts Cited in the Defense of the Doctrines of Men )一文，回應英王亨利八世對《教會被擄於巴比倫》之批評。

回顧1522年，無論是面對改革陣營內部的動盪不安，或是對外推動改革理念、針砭教廷弊病，路德始終秉持福音信仰，正視處境實況，並本於上帝聖道回應。當前疫情尚未受控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，通膨持續惡化中。在此巨變時代，教會如何本於福音信仰勸慰人心，回應當下處境，針對1522年的回顧，相信能為此提供一些嘗試的想像。